客家文化是“南化”的主流，是中国文化汉民族文化的分支，它是在中国文化成长期（公元0年～公元1000年）孕育诞生出来的。客从“中”来，客家文化是从中原迁移而来的。更详实的记载是“客家文化是在中国文化融合期（公元1000年～2000年）成长发展起来的”。
宋末元初，元朝蒙古兵南下，两次进攻梅州，蔡蒙吉、文天祥先后率义兵抵抗，失败后，元兵大肆屠杀居民，境内人口锐减，福建、江西的客家人移到梅州的又增加了许多。而同时梅州人又开始了迁居南洋，开始了客家人南走向世界的艰苦辛酸历程。据考证是广东梅县松口的卓谋首途，他带领当时松口卓姓800壮丁，参与文天祥的抗元斗争，岂料因敌我悬殊，败走潮州，乘船逃退，舟沉崖山，被浸死者十之八九。
卓谋幸免于难，召集生存者，结队乘坐木船，漂泊南洋，至婆罗洲定居。这就是客家人南迁海外的开始。客家人南迁海外，加快了客家地区的开发，也加快了客家文化的成长发展。客家文化将为中国文化高潮期的到来推波助澜。中国文化高潮期就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融合。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融合成功的地区就在东南亚地区，有学者称之为“大中华文化圈”。它包括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客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支，也在这“大中华文化圈”活跃着，相信还会继续活跃着、推动着、融合着。”
客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和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古中原文化的传统，客家文化分为五大类，有客家方言、客家文学、客家艺术、客家习俗和客家建筑。客家是汉民族中一个系统分明又很有特点的支系。历史上的客家人几经迁徙，从中原到南方而先后定居于闽粤赣，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浸润于中的永定客家文学因此呈现出别样的发展形态。永定客家文学包括文人文学和民间文学。
客家文学是有客家人特色的文学，它的历史和客家民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伴随着客家民系的形成而形成，发展而发展的。客家先民原来主要是一些居住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的汉族人民。由于天灾和战乱的侵扰，大约从唐宋时期开始，客家先民经过了四次大规模迁移，逐渐在闽西、粤东、赣南共省边界地区定居下来。他们在这里休养生息，繁杭后代，艰难地建设自己的家园，度过了宋、元、明时期。
时至七世纪，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客家又出现了大规模的迁徙浪潮。这次迁徙有政治的原因也有社会经济的原因。在政治原因方面，比较明显的一是满族迁入中原，在征服客属各地时，客家义士号召客家人举义勤王，义师失败后，拒绝向清朝政府低头的客家人被迫迁徙他乡。二是清初郑成功抗济驱荷，其部曲名为闽义军，名将罗大力、罗江、赖其肖等多为客家人。他们追随郑成功，迁入合脾。三是会党运动的扩散和以客家人为卞休的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以及广东西路土客大械矛等政治夕卜争因素的影响。
但是，引起建次大规模迁徙浪潮的更主要原因则是出于社会经济。客家人与原住民融合为一体，形成一个特别能吃苦耐劳、团结进取的族群。以后，他们又不断向南方其他各省及海外播衍生息。
在不断的迁徙以及与当地人融合过程中，闽西客家先民在自己的文化中不仅保留了中原汉文化的基本特征，而且吸收了当地民族文化的精华，逐步形成了客家文化的雏形并使之日益成熟，最终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中原汉民族、又区别于当地民族的独特文化。
西与赣南、西南与粤东接壤的龙岩市，地处福建西部而通称闽西，其下辖的长汀、连城、上杭、武平、永定等县是纯客家地，全市的75％的人口是客家人，是客家人重要的居留地，因此，客家文化自然成为闽西的主流文化而深深地浸润这永定客家文学。闽西作家以自觉清醒的客家意识，独特的闽西客家文学诠释着客家文化的内涵与意义，强烈的客家意识引领着永定客家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清代客家文化在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永定客家文学的成熟和发展。
尽管永定地理偏僻，汉化较迟，但其文人创作仍取得一定成就，产生了一些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和诗人。据中国社科院出版的《客家风情》一书作者统计，从北宋至清末，至少出现过76位较知名的诗人，如清代的李世熊、刘坊、黎士弘等，都是成就杰出的作家或诗人。较有客家文学味道的，首推廖燕的《曲江竹枝词》。它生动地反映了客家地区的风土民情，如：“遇仙桥下水澄鲜，遇仙桥上路通天。谁信神仙容易遇，遇郎难似遇神仙”，内容表现了客家山区的妇女对爱情的大胆追求。
至于乾嘉时期的宋湘，他的许多诗作已充满了浓郁的“客家味”。其他客籍诗人如李黼平（绣子）、颜检、李光昭、黄钊、温训、吴兰修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也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客家人的生活，表现了客家人的思想感情，这些作品也可归入客家文学的范畴。
从已有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永定客家文学自两宋客家民系在闽粤赣边初步形成之际便有了萌芽。最初，流传在山间地头、村头巷尾的客家山歌、谚语、故事等，为闽西客家人表达情感、认识世界、丰富文化生活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但是，随着客家人在闽西站稳脚跟、逐步发展，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渐渐满足不了客家人的文化生活需求，客家文学开始从民间渐渐走向书斋、走向文学殿堂。宋元之后，越来越多的客家学子提笔创作，至明末清初再到清中叶，渐成一个高峰，出现了一批在文学史上具一定影响的人物和作品。比如连城童能灵的《冠豸山堂集》、上杭刘坊的《天潮阁集》、华岩的《离垢集》、长汀黎士宏的《托素斋文集》等，在当时都有较大影响，不少作品迄今仍在民间流传。
当时的客家文人，大多古文根底深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加上多数生活在民间，不自觉地采用客家人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撰写诗文，使一部分作品初步具备了早期客家文学的特性。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有意识地挖掘客家文化的宝藏，注意从客家人的口语中吸取养分，以客家人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行文、吟诗，其作品则比较明显地具备了闽西客家文学的特质。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生活于清朝康熙年间、雍正年间的林宝树。
林宝树，字光阶，闽西武平客家人。幼时家贫，无力入学，11岁的春节，因错贴春联（把“六畜兴旺猪为首”贴到父母卧室）而遭众人耻笑、父母痛责，其父因而咬牙卖了一儿一女而供其入学。26岁中举，曾授海澄县知县，赴任未及一年，便因对朝政腐败愤懑失望而弃官归隐。
数十年的乡居生活，尤其是幼时贴错春联的经历，让他对客家乡亲充满同情，开始酝酿写作能为普通群众在日常劳动生活中广泛运用的通俗读物，“改子曰诗云之弊端，开乡俗文化之先河”（林宝树墓志铭），经数年努力，完成了通俗读物小册子《元初一》（又名“一年使用杂字”），雍正年间开始流行，200余年间，《元初一》不胫而走，广泛流行于闽西、粤东、赣南客语地区数十个县份，对客家地区的乡土文化文明的传播和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元初一》在内容上，通篇记述劳动群众劳动、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乡风民俗，展示了200多年前闽粤赣边客家人生动的风俗画卷；在形式上，采用白话文，大量使用客家方言口语，可以说是客家地区用客家方言语音写作的闽西客家文学的今昔第一部白话读物；加上林宝树本人较高的文学修养，《元初一》的语言生动形象、描写细致精练、对仗押韵恰到好处，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是早期客家文学的一部代表性作品。比之主张“我手写我口”的新诗运动代表人物广东梅县黄遵宪的代表作《人境庐诗草》还早了100多年。
永定客家民间文学最富生命力和有影响的是客家山歌。它上承古代“诗经”遗风，并吸收了当地畲瑶民歌的成份；艺术上以“赋、比、兴”为主要表现手法，且常用“重章迭句”，尤以比喻“双关”见长；句式多七言四句，诗句精炼，押韵上口；而演唱时都用当地方言，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深受当地群众喜爱，特别是海外客家华侨华人更是把客家山歌作为思念乡土、回忆乡情的一种形式，所以，它已深深扎根于海外乡亲的心坎，并成为一种意识存在而经久不衰。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所以它不仅具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还具有作为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文化面貌。比如，客家文化中所具有的十分强烈的寻根意识与乡土意识，正是移民在离开祖居地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对原有文化的眷恋。同时，也正是由客家人有很长一段漂泊流离的经历及到达定居地以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从而锤炼出客家人坚忍不拔的意志、勇于开拓的精神、勤劳朴实的品格及善于用血缘、亲缘、地缘等各种条件建立同宗、同乡、同一文化内相互合作关系的团体主义精神。
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实现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需要。正是由于他们在不断迁徙中求得了生路，寻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所以才使得客家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出了“人唔辞路，虎唔辞山”、“命长唔怕路远”、“树挪就死，人挪就活”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在非移民文化中是不多见的。
